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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北京的房价涨跌 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在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把立法决策同改革决策更好结合起来,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完善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体现协商民主精神;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将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税收法律;提高法律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新华网北京8月13日电 题:中国申办世界杯利大于弊 ——专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党委书记薛立 记者公兵 虽然巴西世界杯的战火一个月前已然熄灭,但对于中国足球而言余温犹存,尤其是有关中国是否应当申办世界杯的讨论依然在继续。新华社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党委书记薛立,她认为,中国申办世界杯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薛立曾于2003年至2013年在足管中心担任副主任,她对足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感情。谈起申办世界杯这个话题,她表示,总体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是一个跨时12年到16年的工程。目前2022年世界杯举办地是卡塔尔,我们要申办只能是2026年或2030年世界杯,虽然2026年还在亚洲办的可能性极小,但如果我们下决心申办的话,就必须先入围,然后持之以恒地申办。正常情况下国际足联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之后开始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所有申办国家一定要在2016-2017年理顺自己国内的事。日本在2005年提出了2050年足球梦想(包括男足世界杯夺冠等),德国、法国曾经有过青少年足球发展的10年至12年的系统规划,这其中都与世界杯的申办交融在一起。也就是说,办世界杯是可以成为国家振兴足球的助推器的。” “申办世界杯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简单地说可以分为申办、筹办、举办三个阶段。第一,申办至少要在正式提交申请前两年开始准备,需要提交一系列政府承诺保证函,涉及外交、财政、工商、税务、海关、交通、通讯、电力、广电、银行、人力资源等多个部门,此外还必须有中央主要领导的签字。这需要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在管理程序上的国际化,以及在政府充分保证的基础上,中国足球协会的高度自治和实体化。这些是申办的前提条件,做不到根本无法入围,”她说。 一旦中国决定申办而且最终申办成功,那么就进入了筹办阶段。对于这一阶段,薛立有深入的见解:“第二,筹办是申办成功后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至少7年,最长11至15年。这是最具有积极意义的过程。其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运用办世界杯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契机,做好我们长期以来想做但没能做好的事。比如,制定一整套城市足球振兴的纲要,凡是要成为承办城市必须形成地方政府足球振兴规划:在未来几年中建立一个标准专业足球比赛场、6-8片高质量的足球训练场、20片对青少年开放的足球活动场地;每年对当地青少年足球活动的投入不少于5000万元、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达到青少年人口的3-5%;建立3-5个城市级足球培训中心、扶植10个以上区县级足球培训基地、支持1000所校园足球定点中小学等等……在有意承办世界杯的城市中,经过严谨的评估,最终确定12个城市和2个候补城市。这期间由于筹办世界杯的带动,全国范围的足球设施极大增加和完善,政府的足球投入显著增加,同时吸引了社会资本的进入,足球人口普及率提升,足球真正成为文化,足球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足球基础设施建设也消耗了国家的剩余产能,增加了就业机会,拉动了体育产业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城市的交通和环境得到巨大改善,国民文明素质得到提高。最重要的是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因为爱上足球而获得了健康、快乐,变得更有纪律性、更加自信、更懂得尊重、更善于挑战、更有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申办世界杯利大于弊。” 最后是举办阶段,薛立说:“第三,就是举办了,这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办赛是我们的强项,一定会办得很圆满的,只是不要简单片面地以国家队的比赛结果为评判标准。综上所述,申办世界杯对于中国来讲,利大于弊,重在过程,不在世界杯赛事的结果。” 中国是否申办世界杯一直是一个争议话题,支持者与反对者都能罗列出诸多理由。薛立说,自己的观点只是一管之见。但作为足球行业十年的从业者和高层管理者,她的观点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是财政的巨大节约。湖北省统计厅一名官员曾去杭州了解当地公车改革效果,发现与车改前相比,一年下来节省经费超过三分之一。